一
《林红燕散文一组》在本刊去年第四期发表后，先先后后听到一些好评，而且似乎正在发酵，文学圈内外好些场合都有人提起。一本地市级内刊受到关注，这是近年来很少有过的事情。这与二十年前，谁谁有一篇过得去的小说、散文或诗歌发表，那种奔走相告的情景，多少有些相似。
林红燕的散文，首先是好的文笔，读上两句，就觉有味，不忍释卷。还有就是懂得节制，剪裁适度，不婆婆妈妈。思维活跃，不就事论事，在艺林中跳脱自如。常有出乎意料之笔，如行山阴上道，忽见柳暗花明，让人叫绝。读她的散文，那感觉犹如春阳透过冬日的阴霾，如晨风中挂在草尖上的露珠欲滴，如大梦中觅得久违的亲人，如与古今聊神作促膝谈。
林红燕虽是本刊的新作者，但绝不稚嫩。她看电影，听音乐，摄影，绘画，习字，旅游，读书，偶尔写一点东西，有一点“临水照花”的感觉。在一起喝茶，记不清她说过话没有，眼神内视。她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人。自话自说，她的散文就是写给自己看的。她不是复制他人。印象中，她用自己略带神经质的目光睨视此在的世界。西湖早已被人写过，至于爱情、死亡，更是永恒的话题。她好就好在不是求同，而是求异，让自己的笔跟着感觉走，跟着思绪走，信马由缰，在文学的原野上不知所踪。
二
《林红燕散文一组》共六篇，前四篇是写荷花与西湖的，后两篇是写爱情和生命的。实际上是两组不同题材的散文。题材内容丰富些，在更多的领域试笔，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有裨益。
有兴趣的读者，不妨先看看前四篇的落笔、布局、延异、与作结，看看林燕的散文有什么特色，或者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。
《荷的残笺》并非写西湖。从一幅以“败荷”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写起，写张大千的墨菏，再联想到朗润园的“季荷”，记起季羡林所说：“荷在冰下冬眠，做着春天的梦”，领悟生命的轮回。
《西湖雨》写西湖雨中摄影，一步一景，美不胜收，感叹《西湖美景》商家的造作；以过半的篇幅写在虎跑泉品龙井茶，体味周作人名言：“一壶清茶，约三五知己，得半日清闲，抵十年尘梦”。
《西湖水，花巷鱼》，与其说是写西湖水，倒不如说是写西湖的“人”；断桥的邂逅、苏小小的才情、一对新人以西湖水为背景的婚纱摄影；写花巷鱼，写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奇景，再由西湖醋鱼，联想到苏东坡的美食创意。
《西湖花，灵隐石》写西湖花，由曲院风荷，写到花巷牡丹，由一株古梅，联想到梅痴林逋；写灵隐寺飞来石，写摩崖石窟，触摸远逝的历史，悟出：“女人应该如花开时的瞬间灿烂，更应该如石头般恒久厚重”的道理。
细读这些篇什，行云流水，藏露掩映，随意点染，迁想得妙，我们感受到的是作者的文笔与学养。这是一个有相当文学积累的人：与大师的神交与碰撞，没有掉书袋的痕迹，古典诗词的化用，信手拈来，语义翻新。这是一个有绘画摄影天赋的人：所绘之景无不诗情画意，对声光色影的捕捉，联想、通感、腾挪、留白的移用，妙趣横生。这是一个讲究生活情趣的人：品茶、饮食、旅游、摄影、阅读、交友，谈玄、看电影，生活于既传统又现代之间。这是一个既浪漫又敏感，常常把自己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:《祭爱》、《祀鬼》两篇，在貌似平静的叙述中，对爱情和生命的痛彻心扉思考，犹如一把看不见的解剖刀游刃于灵与肉的断裂声中。
雍容，婉约，缜密，深刻，近年来，这样的散文小品已不多见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历史散文、学者散文勃兴，散文随笔越写越长，动辄上万字，几万字。而这类随笔，基本上是内容压倒了形式，成为历史的考据，人物的别传，或者时政的针砭，哲理的演绎，不一而足。我个人倒是喜欢这类“大散文”，但散文小品的贫弱，毕竟是个遗憾！
三
由是想到了鲁迅杂文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（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《现代》第三卷第六期）。文中写道：
到五四运动的时候，……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。这之中，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，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(Essay)，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；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，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，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，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。以后的路，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，因为这原是萌芽于“文学革命”以至“思想革命”的。但现在的趋势，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，雍容，漂亮，缜密，就是要它成为“小摆设”，供雅人的摩挲，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“小摆设”，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。
鲁迅这段话的意思，一是五四运动散文小品的成就，在小说戏、曲和诗歌之上；二是肯定五四散文小品的革命性和战斗性；三是指出白话散文在五四落潮以后已经跌落成为“小摆设”了。
于是，新旧营垒众口一词地发出“小品文的危机”的警示。糟就糟在这“小摆设”！鲁迅极端刻薄地羞辱道：
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——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。这种小品，上海虽正在盛行，茶话酒谈，遍满小报的摊子上，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，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，只好涂脂抹粉，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。
这里被骂的，当有他的胞弟周作人、特别是曾经的同事林语堂（鲁迅把小品文称为“小摆设”的批评，所针对的其实恰是林语堂创办的《论语》）等人。鲁迅在文终开出了解除“小品文危机”的单方：
生存的小品文，必须是匕首，是投枪，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;但自然，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，然而这并不是“小摆设”，更不是抚慰和麻痹，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，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。
四
透过鲁迅匕首投枪式的语言，依稀可见先生横眉怒目的样子。林语堂等人欣赏的是晚明小品和六朝散文的“闲适”，那是文学上的一种“小摆设”，而鲁迅却看到唐末和明末小品的抗争和愤激，“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”。当时正是山河破碎，民生凋敝，“风沙扑面，狼虎成群”的艰难时世。从1934年起，鲁迅明确用“杂文”指称自己的文章，小品文与杂文，闲适与抗争，从此分道扬镳。如今时过境迁，重温八十年前关于散文小品的这一段公案，不免感叹于鲁迅先生态度的决绝，又略感对周作人、林语堂等人多少有些误读。
类似的争论似乎始终没有中断过。延续至今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大散文“大散文”与“艺术散文”的论争，即关于散文文体的论争。
1992年，贾平凹在《美文发刊词》中写道：“我们的杂志挤进来，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：鼓呼大散文的概念，鼓呼扫除浮艳之风，鼓呼弃除陈言旧套，鼓呼散文的现实感、史诗感、真情感，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，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散文！”这是“大散文”的第一次书面宣言，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却发在《美文》这样的刊物上，须知“美文”比“小品文”更考究，更注重形式啊！
姑且不管贾氏的宣言与“美文”自相矛盾，但以学者散文、文化散文、历史随笔、哲学随笔以至时政深度报道为主的“大散文”，确确实实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已经式微的散文原野。这类大散文，强调散文的大境界、大气象、大手笔：内容上要求呈现出大气魄、大制作、大景观，展示才识、胸襟、气度与使命感；艺术上要求突破题材、结构 、手法、语言等方面的限制，尽可能扩展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段；形式上主张允许“跨文体写作”，甚至辅之以照片图片等等。
而那些职业散文作家，则主张“净化散文文体”，倡导“艺术散文”，煞有介事地要对时下的散文“清理门户”。什么是所谓艺术散文呢？余光中说，“我要讨论的，是另一种散文——超越实用而进入美感的可以供独立欣赏的创造性的散文。” 郭枫在《探索散文的艺术奥境》一文中以立法者姿态作出了界定：“应专指具有高度创造性之艺术作品，即以文学手法写作，创造高度艺术美，故为纯文学作品。普通随笔、杂谈之类，多以实用为目的，以描写事物表达己见为满足，不具艺术性质，应称之为‘一般文章’或‘实用散文’，自然不属于纯文学性质。”
随着九十年代“散文热”的降温，以及对真正大散文的滥觞者余秋雨的讨伐，散文界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奇怪现象，那些对余秋雨恨得痛心疾首，必欲诛之而后快的“十字军”作者，都写起动辄数万、甚而数十万、成系列成建制的散文随笔，这是一个非常闹热的文坛景观。精明的出版商早就嗅出，这类“大散文、大随笔”，其销路要强于纯文学的诗歌、小说。“双赢”的奥秘就在这里。
五
文无定法。苏东坡在《答谢民师书》写道：
(行文)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。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孔子曰：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。又曰：词达而已矣。夫言止于达意，则疑若不文，是大不然。求物之妙，如击风捕影，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，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，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？是之谓词达。词至于能达，则文不可胜用矣。”
苏东坡对散文的要求是“文理自然”，“如行云流水”。要达到这一高度，第一个层次是“求物之妙”，“了然于心”，这是讲观察、积累、消化、神会的过程；第二个层次是“词达”“文胜”，“姿态横生”。 作者情思美妙，表现得心应手，则文章自然会有简洁、自然、轻灵、飘逸的风格。而要达到如此境界谈何容易？
苏东坡在《跋退之送李愿序》中写道：
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，唯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一篇而已。余亦以为唐无文章，唯韩退之《送李愿归谷序》一篇而已，平生愿效此作一篇，每执笔辄罢，因自笑曰：不若且放，教退之独步。
这又是文坛两段千古公案。公允的看法是，《归去来兮辞》、《送李愿归谷序》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，同时也因论者的角度、语境，放大了自己的偏好，显得片面和武断了些。但“为文要有千年之想”，这两则“极评”的积极意义也在这里。
我之所以把先贤、经典抬出来，无非是想论证，我们这个散文的泱泱大国，有丰厚的散文传统，即使是被贬为“小摆设”的小品文，也有它存在的理由。“小摆设”没有什么不好，它们美化生活，投射主人的品味，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审美情趣，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、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，至今读来仍让人心往神驰。以我之见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小品是最见作者功力、情致、气度、学识的一种文体，绝非西方随笔、杂谈、传记、时论的新闻文体所能代替。在流行大散文的当下，我十分乐意呼吁“回到小品文”。并以此给林红燕这样的文学新人鼓鼓劲，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散文小品问世!